乔布斯将“计划性淘汰”推向了一个新高度。随着IPhone5S等诸多产品的推出，尽管用了一年的智能手机完好无损，市民王先生再次排起长龙去购买最新手机。
像王先生这样的消费者不在少数，来自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的一组数据显示，我国已进入电器电子产品报废高峰期，每年至少有1500万台家电和上千万部手机进入淘汰期，到2020年电子产品每年报废数量将达1.37亿台。
如此巨大量的电子淘汰品流向了何方？连日来记者走访发现，一场电子垃圾回收处理的资源争夺战正在“正规军”和“游击队”间展开———
“游击队”基地：无锡有10多家
王先生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，作为一个忠实“果粉”，他几乎拥有所有的苹果产品。“iPad、 iPadmini、shuffle、nano，还有一些旧手机，加在一起十多部，我还专门腾出个抽屉来摆，都快成‘收藏家’了。”王先生告诉记者，他每年 都会入新货，可新货变成旧货之后，怎么处理就成了问题，最近正头疼的是要不要换台电脑，“小件还过得去，这淘汰的电脑、电视机可怎么办？总不能腾出间屋子来摆吧？”
电子垃圾不宜闲置过久。资料表明，一块手机电池内的镉，可以污染三个标准游泳池的水；冰箱内的制冷剂、发泡剂是破坏臭氧层的罪魁祸首之一；电视机荧光屏中的汞、润滑油以及具有易爆性的显像管也是污染源。如果这些物质进入人体，则无疑对身体健康产生巨大影响。
不过外行人眼里的垃圾或危险品，在内行人看来却是“宝藏”。唐高（化名）这两天就很高兴，上个月 29日，他通过朋友介绍从一家柴油机厂收购了100多台旧电脑。“这样的好生意不多，大多数货都是从小区收废品的那里收来的。像我这样专门做电子垃圾收集 和中转的，无锡现在至少有10个。”在唐高的电子垃圾回收中转站，电视机、电脑、打印机等叠罗汉一样的堆在墙角；100多平方米的仓库内，塑料外壳、电 缆、主板等归类分明；而工作台上，则是从主机里拆卸下来的硬盘、光驱等。
唐高告诉记者，他们只做简单的分类分装，每隔几天便能积攒到7至10公斤，然后再卖给广东的下家。“就是赚个差价，饿不死也发不了财。”虽这么说，但唐高还是新买了辆大货车，计划着把仓库再扩大三倍。
“正规军”企业：货源严重不足
“他们说，这里面能够提炼出金子的。”认为自己只从电子垃圾中赚了点“皮毛”的唐高，在采访中多次重复这句话。他去过几趟广东汕头，在无锡被简单分装的电子垃圾运到那里后被不同的买家拎走，然后粉碎、分解，那里的工人每天工资近百元。
唐高所言非虚。据了解，就金属提取量本身而言，电子垃圾比真正矿山的金属含量要高30%：每回收14吨废旧家电，可获得1吨铜；每1吨电子线路 板中就可分离出0.45千克黄金、20千克锡，而某些电子元件中更是含有镓、锗等稀有金属。并且，通过再生途径获得资源的成本远远低于直接从矿石中冶炼加 工的成本。
那么如此“富有”的回收，处置企业的生存状况如何呢？如今很少有人知道，2004年投建的全国首家电子废弃物处理厂就落户于我市新区梅村。“当 时计划投资6500万美元、占地200亩。因为新区电子企业多，为这些企业配套投建的。”陈琪说。而他已经是这家企业“三易其主”之后的董事长，公司名字 也由原来的“伟城环保”更换为“盛隆资源再生”。
据介绍，公司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早在2004年就已成熟，如果全线生产，仅黄金每天就能分解出5公斤，“这样的生产能力，至今在省内无人能出其 右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是市区唯一具有国家电子废弃物处置资质的企业，但问题就是收不到货。”记者在粉碎、湿法车间看到，使用中的生产流水线不到二分之一， 大多数进口设备均处于闲置状态。
遭遇相同难题的不只盛隆资源再生一家。位于宜兴的苏南固废处置有限公司，具有全省唯一“国家含汞灯管无害化处理证书”，拥有全国最大的专业处理生产线，年处理能力5000吨。然而，企业的开工率仅有20%，同样是严重的“吃不饱”。
相关的政策法规“时空”覆盖不足
事实上，电子垃圾回收处理“正规军”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多，这与“家电下乡”、“以旧换新” 等政策不无关系。陈琪告诉记者，我国为了减轻环境负荷，曾于2009年对“四机一脑”等大件电器出台“以旧换新”政策，鼓励回收。政策的效果明 显，2009年至2011年政策有效期内，不少正规企业出现，一般可回收“以旧换新”电器数百万台。但可惜的是，盛隆资源再生有限公司当时由于诸多原因错 失良机，也导致无锡没有一家企业具有定点拆解“以旧换新”电器的资质。
按照“以旧换新”政策，家电销 售单位回收到“四机一脑”后送至定点单位销毁，定点单位每销毁一台电子垃圾，都会扫描条形码反馈给相关统计部门，统计部门再把数额不等的“以旧换新”的补 贴返给销售单位，这也就是普通老百姓得以享受到的优惠。可伴随着政策的到期，“正规军”的回收力量又陷入僵局。“如果不是为了拿补贴，就没有销售企业主动 引导消费者返售旧电器。”
对消费者而言，看不到电子垃圾背后的处理过程，影响他们选择的则是回收方式的便利性和回收价格的高低，“正规军”在资源争夺战中大多也敌不过 “游击队”。“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力，也出不了太高回收价，毕竟‘游击队’没有环保成本、企业运营成本。”陈琪说。因此，公司的客户比较单一，九成以上“货 源”都来自外资企业，“他们的环保意识比较强，并且注重知识产权保护。”
呼唤完善的回收处理机制、更高的环保意识
面对“吃不饱”的困境，盛隆资源再生有限公司选择延长自己的绿色产业链。目前，企业正投入大量物资进行技术研发，而从事研发的工作人员都是硕士 以上学历，“以前只是从废弃物里提取资源，以后还要进行深加工，变废为‘宝上宝’。”陈琪坦言，企业“盘子”大，这两年只是亏损少了，但还是一直在亏，技 术研发的压力目前很大。
不过在陈琪看来，除了内部转型升级外，外部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回收处理机制也很重要。他告诉记者，在日本，消费者要购买新的电器都必须出示旧电器 的合法合规销毁证明，“以旧换新”已覆盖到多方面，老百姓的环保意识也在强制中得到提高。而在上海，有些电子垃圾回收处置企业主动开辟“工业游览地图”， 向市民展示电子垃圾处理过程；还有的企业自发创立环境资源循环利用教育基地，“说到底，都是为了呼唤更多人的环保意识。”
环保专家建议，当前政府部门一方面要采取强制和激励相结合的方式，提高生产企业积极性，帮助企业设立回收点；另一方面要加大公共财政补贴力度，加快建立专业收运队伍，完善垃圾分类收集制度，确保电子垃圾合法合规回收。
